张利宾※
有关《唐吉诃德》的评论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其中大多数是从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本文中，笔者对《唐吉诃德》关注的目的，不在于评价这部小说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或者对小说中所涉及的骑士精神做出任何评论，而是通过唐吉诃德的故事来反思我们在现实生活（即不同于唐吉诃德生活的时代）中所遇到的同样的难题，主要是哲学上一些重要的关于认识论和价值观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讲述《唐吉诃德》小说中的相关故事时尽量援引由刘京胜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原文。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译文的尊重，避免笔者对原著的误解；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原著的中文译文与讨论哲学的抽象语言相比，前者的语言更加生动。而笔者认为，使用文学语言更能提高读者对相关哲学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思考的兴趣。
一、唐吉诃德的认识论： 主观臆想的“梦幻者”
唐吉诃德是一个主观臆想的“梦幻者”(dreamer)。要理解唐吉诃德的所作所为，了解他的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在讨论唐吉诃德的认识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关于什么是我们能认知的、我们是如何认知的，以及对该认知确信程度的问题，目前有若干主要的认识论理论，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人类认识论的起源和发展的路径，将这些诸多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们主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他们相信人具有获得认识的心智；另一类是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s），他们依靠通过感官（senses）获得的信息。[2]
经验主义从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开始发展到亚里士多德，他们代表了希腊哲学家中的“经验主义”观点。然后，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经验主义发展到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贝克莱和休谟。洛克将经验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外部事物，最初形成简单的观念，然后形成复杂的观念。
作为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认识论，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是将理性作为认识的起点及其验证标准，认为知识源于理性，并经理性地去验证。在他们那里，最高的理性代表是上帝。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逐渐将人类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一般来说，理性主义者的理性判断是先验的或独断的。例如，由他们的一些主观臆想所创造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们从人类的理性演绎出一套理性的体系，如斯宾诺莎的所谓“真观念”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
唐吉诃德的认识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相比之下，他的仆人桑乔的认识论则基本上属于经验主义。如果说唐吉诃德是一个“梦幻者”（dreamer）,桑乔则是一个“操做者”（executioner）；如果唐吉诃德是一个编织未来理想的“蜘蛛”，桑乔则是一个没有太多理想和抱负但却是非常顾家的、爱老婆的、每天不断忙碌的一只“小蜜蜂”。唐吉诃德的认识论是一个“梦幻者”的绝对理性主义认识论，而且这种“梦幻”的程度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完全脱离现实，凭空基于主观臆断的地步。这可以从他在小说中对“美女”的臆想、对“假想敌”的臆想以及有关“是铜盆还是头盔？”的争论中得到佐证。
关于女人的美貌，唐吉诃德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臆想的理想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唐吉诃德反复提及的作为他的精神支柱的女人杜尔西内亚夫人实际上是唐吉诃德自己杜撰出来的。现实中被他当作美女的妇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相貌平庸粗俗的农妇。“她其实没有那么高，”唐吉诃德说，“可是她数不尽的美德却使她楚楚动人！有件事你别瞒着我，桑乔，你站在她身边的时候，是不是闻到了一种萨巴人的味道，一种芳香或是其他什么高级东西的味道，我叫不出它的名称来。我是说，你是不是有一种置身于某个手套精品店的感觉？”“我只能说我感觉到的是一股男人的气味，”桑乔说，“大概是她干活太多，出汗也太多造成的气味，不太好闻。”“不会的，”唐吉诃德说，“大概是你感冒了，或者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我知道她发出的是带刺灌木中的玫瑰、田野里的百合或者熔化了的琥珀发出的那种味道。”[3]。唐吉诃德称赞道，“她美丽无暇，端庄而不高傲，多情而不失节，并且由于知恩图报而彬彬有礼，而且彬彬有礼而不失为大家闺秀，总之，正因为她出身豪门，所以才显示出她血统高贵，显示出她远比那些门第卑微的美女更完美。”
唐吉诃德对杜尔西内亚夫人美化的古典主义式的描绘，使笔者想起了古典主义画家眼中的女模特。尽管在画家的面前这个模特可能是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但是古典主义画家在自己的画布上容不得有任何瑕疵存在。在他的脑子里已有一个古典美女的标准或模样，他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将面前的女模特描绘成一个画家理想中的那个美貌女人。对于古典主义画家来说，这个女模特是否有缺陷并不重要，因为这个画家并不在乎，甚至这个美女是否存在都不是重要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古典美女是画家自己造就，而非现实中存在的。唐吉诃德心中的美女也是被唐吉诃德自己造就的。在唐吉诃德见到公爵夫人时，他向公爵夫人描绘了他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的美貌和面孔。唐吉诃德这样叹道，“假如我能够把我的心掏出来，放在您面前这张桌子上一个盆子里，您就可以看到印在我心上的倩影，用不着我再费口舌描述她那难以形容的美貌了。……”公爵夫人答道，“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好像从没见过杜尔西内亚夫人，而且这位夫人压根就不存在。她只是您幻想之中的一位夫人，是您在自己的意识中造就了这样一个人物，并且用您所希望的各种美德勾画了她。” 当唐吉诃德对美女的臆想被揭穿时，这位理想主义者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辩护。唐吉诃德答道，“关于这一点，我可要说说，上帝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杜尔西内亚，她到底是不是虚构的人物，这种事没有必要追根寻底。并非我无中生有，我确实把她当做一位具有各种美德、足以扬名于世的贵夫人，非常崇拜。”[4]
由于唐吉诃德追求的是一种能使骑士大展身手的险情，所以在遇到一般的普通事情时都会臆想。有一次他看见前面有一辆大车迎面向他们走来，车上插着两三面小旗，估计是给皇家送钱的车。与唐吉诃德在一起的一个绿衣人对唐吉诃德做了这个解释，但唐吉诃德不相信，仍以为凡是他遇到的事情都是险情。唐吉诃德说到，“严阵以待、稳操胜券，我已做好准备，不会有任何失误。根据我的经验，我的敌人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隐身的，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向我进攻。” [5]
唐吉诃德的上述思维方式是不顾事实的真实情形的。有时为了满足他的精神世界的目标需求，他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唐吉诃德这种神经过敏的对周围环境的警惕性，使我想起了在笔者小时候（即在文革时代）红小兵在胡同里面站岗的那种情景，好像一看见可疑人物就会怀疑他是阶级敌人。有一次听说胡同口住着的那个老太太曾经嫁过有钱人，红小兵就如临大敌，把她当作阶级敌人那样严加监视。对这种故事的描写可见于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讲述的寻找“阶级敌人”进行批斗的故事。[6]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正是像唐吉诃德那样，如同中邪一般，把一些无辜的人当作“假想敌”吗？笔者现在想起当时的革命派的这种心态，不禁觉得可笑，但同时又觉得悲哀。那是一个属于激进理想主义者的、“人鬼不分”的疯狂年代。
在对事实的解释上，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往往不顾事实的真实面貌，而为了自己既定的想法，扭曲事实以便使其能自圆其说，他会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而非经过实证）去解释周围发生的事件。唐吉诃德就是如此。例如，面对唐吉诃德疯狂般的探险，他的家乡人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曾计划扮成镜子骑士与唐吉诃德角斗，想通过打败他的方式把唐吉诃德劝回自己的家乡。不幸的是，他被唐吉诃德打败了。当发现被打败的镜子骑士是卡拉斯科学士时，唐吉诃德感到百惑不解。“咱们想想，桑乔。”唐吉诃德说，“你听我说，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扮成游侠骑士的模样，全副武装地同我决斗呢？我难道是他的仇敌吗？难道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值得他这么恨我吗？难道我是他的竞争对手，或者他同我一样从武，我武艺高强，他就嫉妒我的名声？”当对此没有很好的答案时，唐吉诃德便想象这是一种魔法在和他作怪，他说，“这全是迫害我的那些恶毒的魔法师设的诡计。”唐吉诃德说，“他们预知我会在战斗中取胜，就先让那个战败的骑士扮成我的学士朋友的模样，这样，我同学士的友谊就会阻止我锋利的剑和严厉的臂膀，减弱我心中的正义怒火，就会给那个企图谋害我的家伙留一条生路。这样的例子你也知道，桑乔，对于魔法师来说，把一些人的脸变成另外一些人的脸是多少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可以把漂亮的脸庞变成丑恶的脸庞，把丑恶的脸庞变成漂亮的脸庞。两天前，你不是亲眼看到，美丽娴雅的杜尔西内亚在我眼里面目全非，变成了丑恶粗野的农妇，两眼呆滞，满嘴臭味嘛！而且，既然魔法师胆敢恶毒地把人变成那个样子，他们把我的对手变成参孙·卡拉斯科和你的老弟的样子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想以此从我手里夺走我取胜的荣誉。尽管如此，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无论他们把我的对手变成什么样子，最终我都取胜了。”[7]
显然，在臆想的理想主义者那里，一旦凭主观臆想确定了某种想法或结论，他就会抓来一些能证明他的观点的例证，用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些不能证明或者甚至能驳倒他的观点的例证则不会进入他的视野。这种认识论恰恰是理性主义者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者的巨大区别。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在他们形成想法或结论之前，脑子里的认识好像一个“白板”（洛克语），通过感官经验，获得认识。这种认识途径与唐吉诃德式的认识途径是相反的。
为了支持他的有关魔法师施魔法的判断（或臆测），唐吉坷德会改变某种事实来支持这种臆测。这是一种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思维。在理想主义者的思维中，赖以支持其结论的事实往往是臆想的或别人编造的谎言。可怜的是，理想主义者对此还被蒙在鼓里。相比之下，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却更清醒些。“事实到底怎么样，只有上帝清楚。”桑乔说。桑乔知道所谓杜尔西内亚变了模样的事完全是他捣的鬼，所以他对主人的诡辩很不以为然。不过，他也不愿意争论，以免哪句话说漏了嘴。[8]
唐吉诃德式的思维方式在革命的乌托邦主义者那里也会发生。有关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最早可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关于乌托邦一词的使用见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ou）和“地方”（topos）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拉丁新词Utopia，意指“乌有之乡”。严复将其译为中文“乌托邦”。于是，“乌托邦”一词便一直在我国学界流传至今。莫尔设计的“乌托邦”既是一个“美好的地方”（good place），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no+ place）。由此看来，“乌托邦”作为一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正面的美好、完满和理想色彩与反面的空想、不现实和无法实现性并存。[9] 在《唐吉诃德》一书中，塞万提斯也通过唐吉诃德的想法描绘了一种对乌托邦理想的追求。笔者在下文中介绍唐吉诃德的价值追求时会提及塞万提斯的价值乌托邦。
在《唐吉诃德》上卷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有关唐吉诃德的“头盔”的来历问题。关于这个东西到底是头盔还是铜盆的问题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唐吉诃德的典型的认识论方面的错误。故事是这样的：在唐吉诃德和桑乔所住的那一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地方，一个是小地方。小地方真是很小，连药铺和理发店也没有。而旁边另一个地方却都有。于是大地方的理发师也到小地方来干活。小地方有个病人要抽血，还有个人要理发。理发师就是为此而来的，还带了一个铜盆。他来的时候不巧下雨了。理发师的帽子大概是新的，他不想把帽子弄脏，就把铜盆扣在头上。那盆还挺干净，离着半里远就能看见它发亮。理发师就像桑乔说的，骑着一头棕驴。这就是唐吉诃德说的花斑灰马、骑士和金盔。
唐吉诃德看到这些东西，很容易按照他疯狂的骑士意识和怪念头加以想象。他把理发师头上那个铜盆想象成骑士的头盔，并且想获得这个头盔。于是他提矛催马冲向理发师，一边喊道“看矛，卑鄙的家伙，要不就心甘情愿地把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献出来！”理发师受到惊吓，落荒而逃，将铜盆丢在地上。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乔将铜盆拾起来说到，“我向上帝保证，这个铜盆质量不错，值一枚八雷阿尔的银币。”（笔者注：这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观点）桑乔把铜盆交给主人。唐吉诃德把铜盆扣在自己的脑袋上，转来转去找盔顶，结果找不到，便说：“这个著名的头盔当初一定是按照那个倒霉鬼的脑袋尺寸造的。那家伙的脑袋一定很大。糟糕的是这个头盔只有一半。”桑乔听到唐吉诃德把铜盆当做头盔忍不住笑了。[13]
唐吉诃德的认识论上的错误是他不认真对事实进行实证研究，仅凭主观臆想就对事物作出结论。这是绝对理性主义的思维路径和方式。我们在讥笑唐吉诃德的同时，实际上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何尝不是经常把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在自己头脑中假想出来，而用这种假想套现实？这样的错误往往是一种纯粹理性主义者的错误。他的脑子中有一个头盔，用其去套用现实，按照他自己假想中头盔的设计图或自己设计好的某种先验的理想图景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以支持他主观的结论。当然经验主义者或某些科学家不是没有认识论上的假说和假定，但是他们会随时根据实证的经验去验证并纠正自己的假说或假定。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性主义者不是没有理性和理想，只是他们的理性和理想是建立在实证—理性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之上。
关于“头盔”是不是铜盆的问题的争论，在《唐吉诃德》一书中不断出现。在上卷第四十五章中，那位理发师向众人说道，唐吉诃德和桑乔仍然一直坚持说这不是铜盆，而是头盔。唐吉诃德回答道：“谁要是说它不是头盔，我都会让他承认自己是在撒谎。不管他是骑士还是侍从，都是在说弥天大谎。”这时，另外一位理发师想让唐吉诃德把洋相出得再大些，就对前一位理发师说道，他也是理发师，领取理发师考试合格证已经二十多年了，对各种理发工具全都熟悉。这位理发师还说，他年轻时也当过一阵子兵，知道什么是头盔，什么是顶盔，什么是套盔，以及各种军事用品。他接着说到，“我说这位杰出的大人在我们面前拿的这个东西，不仅不是理发师用的盆，而且远远不是，就好象黑的同白的、真理和谎言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样。我说它是个头盔，不过是个不完整的头盔。” “的确是个不完整的头盔，”唐吉诃德说，“还缺少护脸的那一半。” “是这样。”神甫和其他人已经明白了这另外一位理发师的意图，也都随声附和。
“上帝保佑！”这位受到愚弄的理发师说，“怎么可能这么多有身份的人都说这不是盆而是头盔呢？这事太蹊跷了，无论谁听了都会感到惊奇。好吧，假如按照这位大人说的，这个盆就是头盔，那么这个驮鞍就是全套马具了。”“我觉得它是马具，”唐吉诃德说，“不过我说过，这件事我不插嘴。” “到底是驼鞍还是马具，全由唐吉诃德大人说了算”，神甫说，“凡是与骑士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听他的。”[14]
在这里，我们看到，唐吉诃德认为自己说的是绝对正确的，而别人则是在撒谎。并且他还借助别人给他树立起的权威来压制另一位理发师的正确看法，使得真理变成谬误，使谬误变成真理。这是多么可怕的和可悲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理想主义者说出某种与事实不符的想法或理论时，由于某种原因（如对当权者的奉承，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讨好或愚弄），其他人也会随声附和，而众人的附和往往助长了理想主义者的臆想，使其进一步滑向更大的灾难和失败。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已经多次出现过。对此，笔者不想在此赘述。
※ 张利宾,男,美国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1]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译序。
[2] Wayne Sproule, Philosophy in Action, Fitzhenry & Whiteside, 2003, 12.
[3]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诃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5页。
[4] 同上，第443页。
[5]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诃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366页。
[6]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村党支部委员孙玉亭急着为村里晚上召开的批斗会找一个阶级敌人，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批判的人，这人叫田二。他很快又想，批判田二什么呢？对，干脆就批判他常嘟囔的那句话“世事要变了…… ”。毛主席的世事，无产阶级的世事，田二要变的世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事变成资产阶级世事 …… 孙玉亭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一通田二，觉得批起来还通顺。”见路遥著：《平凡的世界》，世界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7]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361页。
[8] 同上，第361页。
[11] 顾准著：《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2] 同上。
[13]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4] 顾准著：《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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