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帽子”纠纷案：桑乔的司法正义

在桑乔被总督委任担当岛屿的总督时，唐吉诃德对桑乔不免一番谆谆教诲，“桑乔，如果你以道德为重，以做正直的事情为荣，你就不必去羡慕那些豪门贵族，因为血统可以继承，道德却不能世袭。道德本身就具有价值，而血统本身却不值分文。”  对于秉公执法判案，唐吉诃德是这样教诲桑乔的，“许多自以为聪明的蠢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办案，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无论是富人许诺或馈赠，还是穷人流泪或纠缠，你都要注意查明真相。只要能宽恕，就不要严酷苛刻，严厉法官的名声毕竟不如好心肠法官的名声。如果你审理某个冤家对头的案子，一定要排除个人的感情，实事求是地判案。你不要徇私枉法。案子判错了往往无法补救，即使能够补救，也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和财产。如果有漂亮的女人请你办案，你一定不要被她的眼泪和呻吟蒙蔽，要仔细研究她所要求的内容，免得让她的哭泣影响你的理智，让她的哀声叹气动摇了你的心。”

桑乔没有辜负主人的谆谆教诲。值得称赞的是，如果说唐吉诃德关于司法公正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论或原则上的话，那么，桑乔则把主人所教导的司法公正原则付诸实践，并且还发挥了自己在实践上的智慧。这从下面一起关于农夫和裁缝之间关于帽子的案例中体现出来。

桑乔刚刚上任总督后，有两个人走进了审判厅，一个是农夫，另一个是裁缝，裁缝手里还拿着一把剪刀。裁缝说道，“总督大人，我和这个农夫是来请您明断的。这个农夫昨天到我的裁缝店里来。诸位对不起，上帝保佑，我是个经过考核的裁缝。他拿着一块布问我：‘大人，这块布能够做一顶帽子吗？我量了量布，说行。我想他肯定怀疑我会偷他一小块布。果然我想对了。这完全是出于他对裁缝的恶意和偏见。他又问我做两顶帽子行不行？我猜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行。他仍然贼心不死，还要加做帽子，我也同意了。最后，我们也一直加到了五顶帽子。现在他来取帽子，我把帽子给了他，可是他不愿意掏钱，还让我赔他钱，或者赔他布。”“就这些吗，兄弟？”桑乔问。

“是的，大人，”农夫说道，“不过，您还是让他把他做的那五顶帽子拿出来看看吧。”

“那没问题。”裁缝说。

裁缝立刻把手从短斗篷里抽了出来，他的五个手指头上各戴着一顶小帽子。裁缝说道：“这就是这个人让我做的五顶帽子。我凭良心向上帝发誓，我没留下一点布，我可以让裁缝行业的监察院来检验。”

看见这几顶帽子，听了这场官司，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桑乔考虑了一下说道：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用拖延很久，明眼人马上就可以裁断。现在我判决：裁缝不许要工钱，农夫不许要布料，帽子送给牢里的囚徒，行了。” 

在我们赞叹桑乔审理上面这个帽子纠纷案所体现出来的智慧的同时，可以试图用现代合同法理论来对其重新作出解读。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的分析路径与桑乔不同，但分析的结果与桑乔是一样的。在本案中，经过农夫与裁缝的几次讨价还价（bargaining），最后似乎达成一个口头合同。根据这个口头合同，裁缝应用农夫给的一块布做5顶帽子。但是，合同有一个重要条款是不确定的（indefinite），而这一重要条款的不确定性导致合同不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合同项下的交易，农夫和裁缝并没有达成合意（meeting of mind 或者mutual assent）。对于贪婪的农夫而言，他想让裁缝用一块布作出符合农夫的头的大小规格的5顶帽子，他可能想的是帽子的规格应按照他的头部的尺寸，但是他忽略了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帽子的尺寸要求。他知道用这一块布做符合他头部尺寸的5顶帽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想利用这种条款的模糊性占裁缝的便宜。裁缝虽然一口答应能做出五顶帽子，但是裁缝利用双方合同条款中没有约定规格要求，便想惩罚一下农夫，心里想做的帽子规格是5顶带在裁缝5个手指上的5 顶小帽子的规格，而不是农夫所要的那种尺寸了。因此，可以说就本交易而言，双方并没有就合同项下的交易达成合意，双方之间的合同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在合同重要条款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交易安全之考虑，为了避免因交易双方的疏忽没有就某个合同条款达成合意而导致合同无效，法官往往会试图替双方作出接近双方意图的解释，为合同的漏洞“填空”。但是在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的重要条款（即帽子的尺寸）的问题上的意图是不一致的，无法确定接近双方意图的一致解释，且造成这种情况非因双方疏忽所致。如果将5顶帽子的规格解释为符合农夫头部规格的尺寸，那么这样解释的合同肯定对裁缝不利，同时也是不公平的，也会帮助农夫实现其贪婪的企图。因此，不论是基于合同法的规则，还是基于规则背后的价值考量，这个合同都应该被判为不成立。桑乔对于这样一个合同纠纷案作出的判决从结果上说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智慧的。

三、关于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

《唐吉诃德》下卷第五十三章讲到桑乔从总督位上仓促离职时的故事。在这一章中，塞万提斯首先援引了伊斯兰哲学家锡德·哈迈德的一段话：“若想让生活中的事物永远保持永恒不变的状态，那只能是一种妄想。相反，人们应该想到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春去春来，夏过秋至，秋往冬到，冬逝春临，时间就是如此循环不已的。只是人的生命有其尽头，而且赛过日月穿梭，除非在天国英灵长存，否则永远不得复生。”塞万提斯说，哲学家锡德·哈迈德是想让人懂得人生如梦，永恒只是一种企盼。人们不必靠信仰指点，只靠自己天生的感应就能领悟到这一点。  的确，人们若想让生活中的事物永远保持永恒不变的状态，那只是一种妄想。万物皆在运动中。

关于事物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自古希腊哲学家以来积极探索的哲学问题。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的有关人类认识论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对周围的事物真实了解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人们（包括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放于一个钟摆的话，那么一端是认识的绝对化、教条化，另一端则是认识的虚无主义、不确定性，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性的绝对化。笔者将在下文中讨论和批判这两种倾向。《堂吉诃德》中的故事对人类认识的绝对化和教条化也予以了嘲讽和批判。

（一）理想主义者的灵丹妙药

大多数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一般都梦想着某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具有魔力的法宝。这就好比是掌握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可以使掌握它的人无往而不胜。唐吉诃德在带上他的仆人桑乔刚刚踏上旅途时，两人曾进行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关于菲耶拉布拉斯圣水的谈话。桑乔问，“什么是圣瓶？什么是圣水呀？”唐吉诃德说：“那种圣水的配方我还记得。有了那种圣水就舍身无所惧，受伤不致亡了。我把圣水做好了就交给你。你要是看到我在战斗中被拦腰斩断（这种事常有），就在血还未凝固之前，把我轻巧落地的上半身非常仔细地安放在鞍子上另外那半截身子上，要注意安放得完好如初。然后，你再喂我两口我刚才说的那种圣水，你就会看到，我依然完好无恙。”“如果有那种圣水，”桑乔说，“我从现在起就放弃原来当海岛总督的要求。作为对我诸多周到服侍的回报，我不要别的，只求您把那种圣水的配方告诉我。我估计无论在什么地方，一盎司圣水都可以卖两个雷阿尔以上。有了它，我就可以过一辈子体面舒服的日子了。不过我想知道，要做那种圣水是不是得花很多钱？” 。我们所看到的是，理想主义者的唐吉诃德基本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人类历史上，价值论一直存在着绝对化的问题。罗素指出，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往往发现，当某个标榜“善”的理性主义绝对价值理论作为一个严格的体系提出来后往往会出现恐怖的劫难，而其崩溃的速度也会令人吃惊。洛克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继承人支持一种开明的利己伦理学。这一概念虽不可能在人们当中唤起最高尚的情怀，但出于同样的理由，实际上它避免了以崇高体系为幌子犯下堂皇的暴行——这些体系展望了更高尚的目标，却忽略了人们并不是抽象物的事实。对于“功利主义”，尽管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对其鄙视，因为它过于追逐欢乐的“低级”欲望，然而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改善同胞命运方面，比起那些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理想目标的“严肃”、“高尚”的改革家来，“功利主义”理论的辩护者要做得更多。

（二）反对教条主义：向桑乔学习！

我们先讲故事，然后再讨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话说桑乔刚刚当上岛屿总督的时候，那里已经摆上了一张豪华而十分干净的桌子，等待他去就餐。笛号声响起，随之走出四个侍童，为桑乔端来洗手水。桑乔庄重地洗了洗手。笛号声止。桑乔坐到上首的位置上，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医生，拿着一根鲸鱼骨。侍童撤去桌上那块极白的高级毛巾布，露出了各种水果和许多美味佳肴。桑乔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拿鲸鱼骨的那个人就拿鲸鱼骨敲了一下盛水果的盘子，侍者飞快地把盘子撤走了。接着侍者又为桑乔端来一盘菜，桑乔刚要吃，可他还没来得及尝到滋味，那人又用鲸鱼骨敲了一下盘子，侍者又像撤水果盘一样把那道菜飞快地端走。桑乔问医生，这是在干什么？拿鲸鱼骨的人答道，“总督大人，吃饭得有规矩，在其他有总督的岛屿上也同样。大人，我是医生，我在这个岛上的职责就是当岛屿总督的医生。我注重总督的健康胜于自己的健康，我日夜研究总督的体质，一旦总督生病时就为总督治病。不过，我做得更多的是当总督吃东西或吃饭时站在一旁，同意总督吃我认为适合于他的东西，撤掉我认为不利于总督脾胃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让人把水果拿走了，因为水果是生冷之物。我让人撤去那盘菜是因为那菜太燥热，而且里面有很多香料，吃了会让人口渴。水喝多了就会冲淡人的体液，而人的生命就是由体液构成的。”当桑乔问他为什么不让他吃那盘烤石鸡时，这位医生回答说，“因为我们医学界的祖师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学家，被誉为古代“医学之父”。曾提出“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合，四液调和则体健，失调则患病）有一句名言：‘多食有害，石鸡尤甚。’意思是说，什么吃多了都不好，特别是石鸡更不能多吃。”

“这么说来，”桑乔说，“大夫，你看看桌子上的这些菜里，哪些菜对我最合适，哪些菜不太伤身，就直接让我吃，不必用鲸鱼骨敲了。天哪，我都快饿死了，况且上帝也让我吃呢。无论大夫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怎么说，反正不让我吃就是要我的命，而不是让我延年益寿。”对于医生的这些胡话，桑乔怒气冲天，他冲他吼道，“你马上从我眼前滚开！否则我向太阳发誓，我要拿一根大棒子把岛上所有的医生都打跑，至少是那些我觉得一窃不通的医生。……不管谁来问我都会说，我为上帝做了件好事，打死了一个混蛋医生，国家的一个刽子手！快给我吃饭吧，要不就让你们来当总督。连饭都不让吃的总督算老几呀？”

在这个故事里那个医生奉行的是医学上的教条主义，而桑乔则基于他自身饥饿的需要，采取的是完全务实的态度。与他的主人相比，桑乔对于那些教条没有那种完全的尊重和信奉，当时这和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采取这样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他不会盲目地遵循某些权威所确定的、被历代人们所继承下来的教条。

教条主义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西方哲学中打下了深深的根基。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教条主义体现在神学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包括对哲学和法律等不同学科的绝对的支配地位。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神学的教条主义又逐渐被体现为绝对理性主义（即基于人类理性的教条主义）所替代。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发展到顶峰。随后，整个欧洲开始反思大革命中的激进行为造成的恶果并进而反思那种“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笔者曾和一个法国律师就此问题进行交谈。我们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个时期，绝对的理性主义者所持有的价值观是不稳定的，尤其致命的是，革命者和社会的设计者缺乏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尊重，缺乏一种实证的、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社会变革。他们用过于激进的理想去套社会现实，而当他们发现这种激进的革命理想和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便不惜利用暴力甚至恐怖的力量去消灭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哪怕是无辜的生命，这样就势必走到了其理性主义最初的理想的对立面。

尼采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我们希望，教条主义者的哲学只是一个跨越几千年的诺言——就像更早时候的占星学，人们在它上面所浪费的劳动、金钱、精力和耐心，也许比迄今花费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上的都要多。尼采接着说到：我们必须承认，从古到今人类犯下的最严重、最持久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即，柏拉图所发明的纯粹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上的善。但现在这种错误已经被纠正了，如今欧洲已经在这场梦魇过后开始重新自由地呼吸，至少能够享受更为健康的——睡眠了，我们这些以保持清醒为己任的人，继承了反对这种错误的斗争所培养出的所有力量。可惜的是，在尼采提出反对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之后，在德国，他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又被纳粹所利用，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梦魇的思想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种族优越感的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是尼采一定无法想象的、也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人类战胜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后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记住桑乔对医生的教条做出的反应。我们应该像桑乔学习，向桑乔致敬！

四）“帽子”纠纷案：桑乔的司法正义

在桑乔被总督委任担当岛屿的总督时，唐吉诃德对桑乔不免一番谆谆教诲，“桑乔，如果你以道德为重，以做正直的事情为荣，你就不必去羡慕那些豪门贵族，因为血统可以继承，道德却不能世袭。道德本身就具有价值，而血统本身却不值分文。”   对于秉公执法判案，唐吉诃德是这样教诲桑乔的，“许多自以为聪明的蠢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办案，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无论是富人许诺或馈赠，还是穷人流泪或纠缠，你都要注意查明真相。只要能宽恕，就不要严酷苛刻，严厉法官的名声毕竟不如好心肠法官的名声。如果你审理某个冤家对头的案子，一定要排除个人的感情，实事求是地判案。你不要徇私枉法。案子判错了往往无法补救，即使能够补救，也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和财产。如果有漂亮的女人请你办案，你一定不要被她的眼泪和呻吟蒙蔽，要仔细研究她所要求的内容，免得让她的哭泣影响你的理智，让她的哀声叹气动摇了你的心。” 

桑乔没有辜负主人的谆谆教诲。值得称赞的是，如果说唐吉诃德关于司法公正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理论或原则上的话，那么，桑乔则把主人所教导的司法公正原则付诸实践，并且还发挥了自己在实践上的智慧。这从下面一起关于农夫和裁缝之间关于帽子的案例中体现出来。

桑乔刚刚上任总督后，有两个人走进了审判厅，一个是农夫，另一个是裁缝，裁缝手里还拿着一把剪刀。裁缝说道，“总督大人，我和这个农夫是来请您明断的。这个农夫昨天到我的裁缝店里来。诸位对不起，上帝保佑，我是个经过考核的裁缝。他拿着一块布问我：‘大人，这块布能够做一顶帽子吗？我量了量布，说行。我想他肯定怀疑我会偷他一小块布。果然我想对了。这完全是出于他对裁缝的恶意和偏见。他又问我做两顶帽子行不行？我猜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行。他仍然贼心不死，还要加做帽子，我也同意了。最后，我们也一直加到了五顶帽子。现在他来取帽子，我把帽子给了他，可是他不愿意掏钱，还让我赔他钱，或者赔他布。”“就这些吗，兄弟？”桑乔问。

“是的，大人，”农夫说道，“不过，您还是让他把他做的那五顶帽子拿出来看看吧。”

“那没问题。”裁缝说。

裁缝立刻把手从短斗篷里抽了出来，他的五个手指头上各戴着一顶小帽子。裁缝说道：“这就是这个人让我做的五顶帽子。我凭良心向上帝发誓，我没留下一点布，我可以让裁缝行业的监察院来检验。”

看见这几顶帽子，听了这场官司，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桑乔考虑了一下说道：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用拖延很久，明眼人马上就可以裁断。现在我判决：裁缝不许要工钱，农夫不许要布料，帽子送给牢里的囚徒，行了。”  

在我们赞叹桑乔审理上面这个帽子纠纷案所体现出来的智慧的同时，可以试图用现代合同法理论来对其重新作出解读。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的分析路径与桑乔不同，但分析的结果与桑乔是一样的。在本案中，经过农夫与裁缝的几次讨价还价（bargaining），最后似乎达成一个口头合同。根据这个口头合同，裁缝应用农夫给的一块布做5顶帽子。但是，合同有一个重要条款是不确定的（indefinite），而这一重要条款的不确定性导致合同不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合同项下的交易，农夫和裁缝并没有达成合意（meeting of mind 或者mutual assent）。对于贪婪的农夫而言，他想让裁缝用一块布作出符合农夫的头的大小规格的5顶帽子，他可能想的是帽子的规格应按照他的头部的尺寸，但是他忽略了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帽子的尺寸要求。他知道用这一块布做符合他头部尺寸的5顶帽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想利用这种条款的模糊性占裁缝的便宜。裁缝虽然一口答应能做出五顶帽子，但是裁缝利用双方合同条款中没有约定规格要求，便想惩罚一下农夫，心里想做的帽子规格是5顶带在裁缝5个手指上的5 顶小帽子的规格，而不是农夫所要的那种尺寸了。因此，可以说就本交易而言，双方并没有就合同项下的交易达成合意，双方之间的合同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在合同重要条款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交易安全之考虑，为了避免因交易双方的疏忽没有就某个合同条款达成合意而导致合同无效，法官往往会试图替双方作出接近双方意图的解释，为合同的漏洞“填空”。但是在本案中，双方在合同的重要条款（即帽子的尺寸）的问题上的意图是不一致的，无法确定接近双方意图的一致解释，且造成这种情况非因双方疏忽所致。如果将5顶帽子的规格解释为符合农夫头部规格的尺寸，那么这样解释的合同肯定对裁缝不利，同时也是不公平的，也会帮助农夫实现其贪婪的企图。因此，不论是基于合同法的规则，还是基于规则背后的价值考量，这个合同都应该被判为不成立。桑乔对于这样一个合同纠纷案作出的判决从结果上说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智慧的。

三、关于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

《唐吉诃德》下卷第五十三章讲到桑乔从总督位上仓促离职时的故事。在这一章中，塞万提斯首先援引了伊斯兰哲学家锡德•哈迈德的一段话：“若想让生活中的事物永远保持永恒不变的状态，那只能是一种妄想。相反，人们应该想到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春去春来，夏过秋至，秋往冬到，冬逝春临，时间就是如此循环不已的。只是人的生命有其尽头，而且赛过日月穿梭，除非在天国英灵长存，否则永远不得复生。”塞万提斯说，哲学家锡德•哈迈德是想让人懂得人生如梦，永恒只是一种企盼。人们不必靠信仰指点，只靠自己天生的感应就能领悟到这一点。   的确，人们若想让生活中的事物永远保持永恒不变的状态，那只是一种妄想。万物皆在运动中。

关于事物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自古希腊哲学家以来积极探索的哲学问题。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的有关人类认识论的一个问题是:人类对周围的事物真实了解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人们（包括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放于一个钟摆的话，那么一端是认识的绝对化、教条化，另一端则是认识的虚无主义、不确定性，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性的绝对化。笔者将在下文中讨论和批判这两种倾向。《堂吉诃德》中的故事对人类认识的绝对化和教条化也予以了嘲讽和批判。

（一）理想主义者的灵丹妙药

大多数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一般都梦想着某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具有魔力的法宝。这就好比是掌握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可以使掌握它的人无往而不胜。唐吉诃德在带上他的仆人桑乔刚刚踏上旅途时，两人曾进行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关于菲耶拉布拉斯圣水的谈话。桑乔问，“什么是圣瓶？什么是圣水呀？”唐吉诃德说：“那种圣水的配方我还记得。有了那种圣水就舍身无所惧，受伤不致亡了。我把圣水做好了就交给你。你要是看到我在战斗中被拦腰斩断（这种事常有），就在血还未凝固之前，把我轻巧落地的上半身非常仔细地安放在鞍子上另外那半截身子上，要注意安放得完好如初。然后，你再喂我两口我刚才说的那种圣水，你就会看到，我依然完好无恙。”“如果有那种圣水，”桑乔说，“我从现在起就放弃原来当海岛总督的要求。作为对我诸多周到服侍的回报，我不要别的，只求您把那种圣水的配方告诉我。我估计无论在什么地方，一盎司圣水都可以卖两个雷阿尔以上。有了它，我就可以过一辈子体面舒服的日子了。不过我想知道，要做那种圣水是不是得花很多钱？”  。我们所看到的是，理想主义者的唐吉诃德基本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人类历史上，价值论一直存在着绝对化的问题。罗素指出，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往往发现，当某个标榜“善”的理性主义绝对价值理论作为一个严格的体系提出来后往往会出现恐怖的劫难，而其崩溃的速度也会令人吃惊。洛克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继承人支持一种开明的利己伦理学。这一概念虽不可能在人们当中唤起最高尚的情怀，但出于同样的理由，实际上它避免了以崇高体系为幌子犯下堂皇的暴行——这些体系展望了更高尚的目标，却忽略了人们并不是抽象物的事实。对于“功利主义”，尽管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对其鄙视，因为它过于追逐欢乐的“低级”欲望，然而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改善同胞命运方面，比起那些不择手段以求达到理想目标的“严肃”、“高尚”的改革家来，“功利主义”理论的辩护者要做得更多。 

（二）反对教条主义：向桑乔学习！

我们先讲故事，然后再讨论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话说桑乔刚刚当上岛屿总督的时候，那里已经摆上了一张豪华而十分干净的桌子，等待他去就餐。笛号声响起，随之走出四个侍童，为桑乔端来洗手水。桑乔庄重地洗了洗手。笛号声止。桑乔坐到上首的位置上，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医生，拿着一根鲸鱼骨。侍童撤去桌上那块极白的高级毛巾布，露出了各种水果和许多美味佳肴。桑乔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拿鲸鱼骨的那个人就拿鲸鱼骨敲了一下盛水果的盘子，侍者飞快地把盘子撤走了。接着侍者又为桑乔端来一盘菜，桑乔刚要吃，可他还没来得及尝到滋味，那人又用鲸鱼骨敲了一下盘子，侍者又像撤水果盘一样把那道菜飞快地端走。桑乔问医生，这是在干什么？拿鲸鱼骨的人答道，“总督大人，吃饭得有规矩，在其他有总督的岛屿上也同样。大人，我是医生，我在这个岛上的职责就是当岛屿总督的医生。我注重总督的健康胜于自己的健康，我日夜研究总督的体质，一旦总督生病时就为总督治病。不过，我做得更多的是当总督吃东西或吃饭时站在一旁，同意总督吃我认为适合于他的东西，撤掉我认为不利于总督脾胃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让人把水果拿走了，因为水果是生冷之物。我让人撤去那盘菜是因为那菜太燥热，而且里面有很多香料，吃了会让人口渴。水喝多了就会冲淡人的体液，而人的生命就是由体液构成的。”当桑乔问他为什么不让他吃那盘烤石鸡时，这位医生回答说，“因为我们医学界的祖师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医学家，被誉为古代“医学之父”。曾提出“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合，四液调和则体健，失调则患病）有一句名言：‘多食有害，石鸡尤甚。’意思是说，什么吃多了都不好，特别是石鸡更不能多吃。”

“这么说来，”桑乔说，“大夫，你看看桌子上的这些菜里，哪些菜对我最合适，哪些菜不太伤身，就直接让我吃，不必用鲸鱼骨敲了。天哪，我都快饿死了，况且上帝也让我吃呢。无论大夫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怎么说，反正不让我吃就是要我的命，而不是让我延年益寿。”对于医生的这些胡话，桑乔怒气冲天，他冲他吼道，“你马上从我眼前滚开！否则我向太阳发誓，我要拿一根大棒子把岛上所有的医生都打跑，至少是那些我觉得一窃不通的医生。……不管谁来问我都会说，我为上帝做了件好事，打死了一个混蛋医生，国家的一个刽子手！快给我吃饭吧，要不就让你们来当总督。连饭都不让吃的总督算老几呀？” 

在这个故事里那个医生奉行的是医学上的教条主义，而桑乔则基于他自身饥饿的需要，采取的是完全务实的态度。与他的主人相比，桑乔对于那些教条没有那种完全的尊重和信奉，当时这和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采取这样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他不会盲目地遵循某些权威所确定的、被历代人们所继承下来的教条。

教条主义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西方哲学中打下了深深的根基。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教条主义体现在神学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包括对哲学和法律等不同学科的绝对的支配地位。后来随着文艺复兴，神学的教条主义又逐渐被体现为绝对理性主义（即基于人类理性的教条主义）所替代。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发展到顶峰。随后，整个欧洲开始反思大革命中的激进行为造成的恶果并进而反思那种“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笔者曾和一个法国律师就此问题进行交谈。我们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个时期，绝对的理性主义者所持有的价值观是不稳定的，尤其致命的是，革命者和社会的设计者缺乏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尊重，缺乏一种实证的、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社会变革。他们用过于激进的理想去套社会现实，而当他们发现这种激进的革命理想和社会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便不惜利用暴力甚至恐怖的力量去消灭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哪怕是无辜的生命，这样就势必走到了其理性主义最初的理想的对立面。

尼采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我们希望，教条主义者的哲学只是一个跨越几千年的诺言——就像更早时候的占星学，人们在它上面所浪费的劳动、金钱、精力和耐心，也许比迄今花费在任何真正的科学上的都要多。  尼采接着说到：我们必须承认，从古到今人类犯下的最严重、最持久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即，柏拉图所发明的纯粹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上的善。但现在这种错误已经被纠正了，如今欧洲已经在这场梦魇过后开始重新自由地呼吸，至少能够享受更为健康的——睡眠了，我们这些以保持清醒为己任的人，继承了反对这种错误的斗争所培养出的所有力量。  可惜的是，在尼采提出反对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之后，在德国，他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又被纳粹所利用，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梦魇的思想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种族优越感的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是尼采一定无法想象的、也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人类战胜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后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记住桑乔对医生的教条做出的反应。我们应该像桑乔学习，向桑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