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律语言进行研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比较枯燥。因此，笔者打算先从美国合同法中一个有趣的著名判例开始，引导读者进入对法律语言的讨论。这个判例就是索帕遗产案（In re Soper’s Estate）[2]，是由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于1935年审理的一个案件。该案涉及的问题是，死亡丈夫的遗嘱中写的“妻子”指的是谁？该案案情十分离奇。艾拉·索帕（Ira Soper）先生与艾德琳·威斯菲尓（Adeline Westphal）于1911年结婚，两人一起住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尓（Louisville），直到1921年8月索帕突然失踪。在索帕之后的有生之年，他的妻子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尽管索帕有时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消失，但是这次失踪被排除了喝酒的可能性。相反，这看上去像是人为制造的一个自杀假象。实际上，索帕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直到1932年实际自杀死亡前一直假称为约翰·杨（John W. Young）。在明尼阿波利斯，他又结婚两次，第一个明尼阿波利斯妻子于1925年死亡，后与第二个妻子格特鲁德·威特比（Gertrude Whitby）一起生活直至他死亡。

约翰·杨在明尼阿波利斯与一个叫卡斯坦斯（Karstens）的人成立了“杨氏燃料公司”（Young Fuel Company），公司投资于一个“股票和人寿保险计划”。根据杨与卡斯坦斯的合伙协议，某一合伙人死亡时，明尼阿波利斯信托公司(Minneapolis Trust Company)将把死者的股票证交给另一合伙人，并向死者妻子支付人寿保险单的收益。约翰·杨(即过去的索帕)死亡时，信托公司把收益支付给了杨的“妻子”——格特鲁德·威特比·杨（Gertrude Whitby Young）。后来我们了解到，除杨之外没有人知道索帕太太的任何事情。就在这件事办完后的几个月，索帕太太出现了。她认为保险金被受托人错误发放，因而起诉要求获得保险金赔偿。

原告起诉状中涉及的本质问题是，如果裁定威特比（Whitby）太太不是死者的妻子，那她不可能是他的继承人，她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定的或任何形式的遗产继承权。法官继而提出如下问题：索帕（Soper）先生是否通过清楚有效的继承文契（例如遗嘱等）排斥并终止其妻子和继承人本来享有的权利（使得威特比太太或其他人成为收益人）？更进一步，如果发现他实际上确实清楚无误地签署了剥夺妻子权利的有效文契，那么根据适用的法律，未经妻子同意，他是否有权力这么做？

法官指出，必须承认，被告格特鲁德（Gertrude）从来都不是死者的法定妻子。虽然她无辜善意地与杨结婚，但事实情况仍旧如此。根据法律她什么也得不到，不可能得到作为杨的“妻子”的任何权利。但这一结论并不能解决本案的问题，因为格特鲁德（Gertrude）并没有仅以合法妻子的名义而是以受托协议(escrow agreement)拟定的受益人的名义对保险收益提出权利主张。这种情形完全等同于把她的名字写入合同中，这种情形不同于仅仅写上“妻子”这个词语。因此，本案真实的问题是，受托协议中所指定的委托人杨的“妻子”指的是Gertrude，即口头证据所显示的受益人，而不是杨的真正妻子。原告索帕太太主张，不论按照潜在意思还是按照其他情况，书面文契并不是含糊不清的。因此，原告认为，一审法院允许利用口头证据来证明谁是受益人是不合适的。原告极力声称，合同并不需要解释，合同在语言表述上已经非常明了，法院唯一需要确定的事情是，到底是索帕太太还是格特鲁德（Gertrude）是死者的合法妻子。

简单地说，本案涉及的问题是：在一份法律文书中，当事人丈夫所指的“妻子”到底指的是谁？法律到底是尊重当事人丈夫的真实意思，还是法律所定义的“妻子”的意思，这就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法律语言问题。对于那些急于想知道本案判决结果的读者，请耐心地阅读本文。对于那些学者型的读者来说，他会发现笔者将通过这个判例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法律语言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判例法和制定法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法律所应采取的语言类型和方式。

 

似乎人们普遍都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先有意识和思维，而后有语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人类是先有艺术，还是先有语言？笔者曾在从温哥华飞往北京的航班上看了一个纪录片，片名是《人类何时学会思考》，内容是关于西方学者在非洲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研究人类如何以及何时开发自身的思考能力。根据西方人类学家在非洲进行的研究，人类最初是通过在岩壁上的绘画获得思考的灵感，通过这些绘画，人类才开始描述外部的物质世界和自己的精神世界。慢慢地，人们反映其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绘画逐渐地被符号化，一把木椅、一把竹椅或其他材料做的、形状各异的椅子在符号“椅子”诞生之时完成了从个体到一般的归纳，通过不同的文化或语言系统对椅子下的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却基本相同的定义，从而使“椅子”这个语言符号完全概念化，基于这种概念，人们的思维向抽象发展，于是产生了判断和推理。

对于概念化了的“椅子”这个东西而言，“椅子”或英文的“chair”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显而易见，语言符号只是人类认识的一个载体。从这种符号产生的过程看，人类对椅子的“简单认识”（洛克语）是从单个个体开始的，这种对个体的认识处于某种语境，即“椅子”这个语言符号对于某个个体而言是语境化的。然后，随着“椅子”这个语言符号不断被概括（即将个体归纳为一般的意思）,它就变得越来越抽象，也变得越来越“去语境化”。上述描述简单勾画出了“事物”、“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

语境化很强的语言其意思非常明确，这是因为语境化强的语言有明确的参照物。而语境化不强的或“去语境化的”语言往往含义高度抽象，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往往模棱两可，意思不清楚，其原因就是失去了参照物。例如，笔者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要招聘一个律师助理。找个什么样的律师助理呢？如果笔者说“找个像Jason那样的吧！”（注：Jason是一个在我们所刚刚实习完的一个优秀律师助理），那么关于“律师助理”的表述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它有很明确的参照物。

如果没有语境内的参照物可以援引，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去语境化”的语言变得更加确切或意思更加确定呢？笔者认为，唯一的方法是设定各种标准和修饰性的或限定性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当各种标准或条件增加时，外延缩小，意思更加明确；反之，当各种标准或条件减少时，外延扩大，意思也变得模糊不定。例如，笔者可以将聘请律师助理的标准设定为具有一定学历和/或工作经历等要求，比如他是不是具有法学院的LLM学位？是中国法学院毕业的，还是外国法学院毕业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标准。一般来说，基于各个行业的经验，人类在各个行业的语言中形成了相关的各自不同行业的语言标准。

     语境化在判例法中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适度性是，有些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情形会被剔除，不多也不少。如果少了，则法律规则的意思就会变得模糊不定，使法律规则变得模棱两可，失去了可操作性。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笔者认为，去语境化就变得不适度了。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想借用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阐述笔者对语境化在法律语言中有关适度性的看法。几年前，笔者参观了加拿大温哥华艺术博物馆，观赏了Emily Carr和Tonebe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  Emily Carr作品的艺术风格比Tonebe的更为具象。Emily的作品对物质世界的描绘颇为“忠实”，她的早期作品比较关注那些她所描绘的对象的繁琐细节。但是，随着其绘画艺术的不断成熟，Emily不再停留在对她的所见进行忠实的描绘，而是不断地抽象化，但这种抽象化并没有使具体形象消失。她的笔触越来越概括，她通过色彩与线条的使用把她所要描绘的物质世界变成一种强烈的精神信号发送给观众。在Emily的艺术中，物质世界的具象已经不再琐碎，经过一定抽象化后所保存下来的具象精华仍然见于树木、图腾柱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土著居民们等那些令人心动的具象，而这些抽象化后的具象通过她绘画中的线条、色彩和形状表现出来。笔者非常欣赏她的作品。而Tonebe作品的艺术特点是通过一种高度抽象的方式来描绘北美西部的大草原和海景，他尽其所能将人类的痕迹从其艺术作品中剔除，将大自然消减为最简单的线条和色彩。他的方法是使用一层薄薄的色彩，使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这种高度的抽象性似乎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关于永恒的精神世界的感受，这是大自然对艺术家自己心灵的触动，艺术家也想将这种触动和感受传达给观众。笔者不知道观众是否也能按照艺术家想传达的那种意境去感受这种抽象的美感。笔者想，可能的情形是，当大部分具象元素（例如物体及其色彩、线条和光感）都被艺术家从画面上剔除，物体也被简化得不能再简化时，留给观众作为进一步观察的对象就没有什么了，留下的仅仅是艺术家个人对其所经历的整个抽象过程的总结而已。从博物馆回来的路上，笔者突然领悟到，在从具象到抽象的钟摆上，当事物变得太抽象且过分远离具象时，我们就看不到我们身在何处，并且我们也更加难以把握和理解这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在法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形。如果不谈所处的场景和具体的事实情形，那么讨论抽象的法律规则和理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沦为没有实际价值的口号。

      显而易见，在具体的、语境化的事实情形下，法律语言更加反映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判例法中的规则就是具有如此的语言特点。在这种情形下，针对不同的个体（即当事人）而言，意思是真实而各异的。对于某种法律语言来说，个体对这种法律语言理解的意思是确定的，但是外延较小。如果法律尊重这种个体的意思，就体现了对个体的自由和真实的尊重。但同时，这种原则不是绝对的，否则会被滥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心中所想的真实意思与向另一方表达出来的外在意思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法对意思的确定是基于当事人所表达的外在意识，而不是其心中所想但却不为人知的意思。其原因是内心的意思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如果对这种所谓的“真实意思”给与法律上的承认，则容易被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当事人所滥用。在美国合同法中有一个著名的判例，即路斯诉赛默案（Lucy v. Zehmer）[8]。该案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即确定合同双方是否达成“合意”是根据当事人的外在意思表达，而不是他或她的内心意志世界。美国法官判断一个合同的条款或文字的意思时，采用的标准不是一方当事人内心的主观意思标准，而是双方选择使用的外在的客观表达。

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外在的客观表达是限于合同本身的文字表达，还是更进一步将观察的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呢？一般来说，美国法官为了进行交易条款解释而对事实进行探究的领域包括：（1）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语言和行为；（2）在合同订立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履行过程”）(course of performance)；（3）双方先前可以比拟的类似交易（“以往交易往来”）(course of dealing)；（4）他们进行交易的市场上的惯例和做法（“行业惯例“）(usage of trade)。涉及上述领域的事实其实就是具体的、语境化的事实情形，这些均有助于探究合同语言的真实意思。对于美国法官来说，对上述不同事实范围进行探究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对于商业上的货物买卖交易，“语境主义”学派认为，合同解释的根本性原则是法院应有权考察与交易相关的一切情况，包括书面合同、口头陈述、实际行为以及先前的谈判、以往的交易往来、履行过程和行业惯例 [9]。 这种解释方法被《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所采纳。

      在美国合同法中，作为与“明显意思规则”或“四角规则”相对立的一个规则是“口头证据规则”，而后者所依据的所谓“口头证据”就是语境化的具体事实。在威尓默诉明尼阿波利斯汽车贸易协会案（Wilmot v. Minneapolis Auto. Trade Ass’n）[11] 中，法院认为，法院的职责是将合同适用于合同标的并以此实现合同双方的目的。在对合同进行解释时，为了实现合同的主要目的，可以（常常必须）借助于当时签订合同时的情形，而且如果有必要借助于外部协助来进行推定，则这种必要性是否源于文契本身的不确定性还是源于合同本身（虽然单个看上去很清楚）就显得不重要了。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我们必须作出推定，并且必须借助于外部情形予以帮助。根据美国合同法的“口头证据原则”，除非合同当事方明确表示不接受合同条款构成双方交易的全部内容，一般情况下，法律允许将口头证据用于解释合同条款。显然，“口头证据规则”的目的是探寻书写法律语言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力图通过考察和审视一些语境化较强的、法律文件以外的证据来达到上述目的。“口头证据规则”体现的价值追求是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契约自由。但是，任何规则都不是绝对的。“口头证据规则”的适用也有例外。其中一个例外规则就是，在合同双方均同意合同条款构成双方交易的全部理解和协议的情况下，美国法律不允许口头证据被作为一种工具去与明示的合同内容发生冲突，并否定和替代合同内容。这种例外规则所关切的是合同语言的确定性乃至整个交易的安全和稳定，这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原则。有意思的是，这种例外规则也有例外，这种例外就是口头证据可以被用来证明合同本身存在欺诈。此时，面对不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欺诈的可能存在，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就不再重要。             如果同一个合同中出现模棱两可的意思不是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的，那么美国法官总是尽量去反映双方当事人的意图。如果两个条款相互矛盾，其中一条是具体的规定，而另一条是一般的规定，则具体的那条规定往往更能表现当事人的意图。如果合同中手写的条款与印刷的条款相冲突，则手写的条款往往被法院赋予更高的效力。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官这样一种关于语境化的观点，即语境化越强的法律语言被认为更加真实、明确地反映了合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双方的意思无法通过合同的宗旨和目的或双方之间的先前交往或惯例等（笔者注：这些先前交往或惯例均具有一定的语境性）进行推定的话，法官会采取一种所谓“理性人”理解的标准进行解释或推定。这种“理性人”的标准在解释某个法律语言时，适用的就是“明显意思规则”。当然，适用这种“理性人”理解的标准是有限制的，这种标准不得取代当事人的共同理解。这种解释方法仅仅是作为次优的解释方法被合同学者所采用。      根据索帕遗产案的事实，让格特鲁德（Gertrude）做受益人的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她是合同双方知晓并考虑的唯一人选。当然，杨还知道其他情况，但是他并不想让他的真正妻子作为受益人得到什么。从杨离开路易斯维尔到达明尼阿波利斯，直到他死亡后的一段时间，他的生意或熟人圈中没有人知道有关他真正妻子的任何事情，公众认为格特鲁德是他唯一的妻子，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法官指出，在很多案件中，事实问题一般仅仅能够通过口头证据的协助来确定。书面合同所指定的个人身份问题经常涉及并需要口头证据，这也正是本案所面临的情况。在本案中，原告和被告均对本案所涉及的金钱主张自己的权利。除了通过口头证据，还可能以什么方式作为“妻子”建立起与死者的关系呢？原告为了建立其与死者的关系，应该提供并且也实际提供了证据（主要是口头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艾拉·柯林斯·索帕（Ira Collins Soper）实际上与约翰• W.杨（John W. Young）是同一个人。被告则试图用相似的方式来支持她的诉讼主张。汉尼品（Hennepin）县的公共档案和公众了解的情况都显示格特鲁德嫁给了约翰·杨。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把她看作是杨的妻子。如果判决把保险收益支付给原告，则很明显会侵犯死者杨（Young）与卡斯坦斯（Karstens）先生所签署的合同。除了被告，合同没有指向任何其他人作为杨的“妻子”。如果作出另外的判决，则是给“妻子”这一词语“一个固定的符号”，作为“固有的客观的东西，而不是主观的个人的东西”。（笔者注：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并非杨和卡斯坦斯作为合同方的本意）

审理索帕遗产案的法官指出，正如明尼阿波利斯州最高该法院在马歇尔市诉格勒盖尓案（City of Marshall v. Gregoire）[12]中所指出的那样，就一个书面合同而言，除了它被实施以便对其外部的事物产生法律效果之外，它比一张废纸好不了多少。对合同的解释是针对合同的动态而不是静态阶段。问题不是词语在字面意义上是什么，而是在实际中如何被试图适用于合同标的。因而，看起来清楚明了的语言变得需要被解释，并且在准备实施合同时出现含糊不清之意也时常需要解释。本案中，法官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形。受托协议有必要被解释，因为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准备实施该合同时出现了模棱两可的意思。审理索帕遗产案的法官指出，如果按照原告要求法院的那样作出判决，法官就会使合同双方的目的受挫。法官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牺牲理性，“屈从于简单的形式主义观点，即把文件看作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自我作用的公式’（self-contained and self-operative formula）而已”，而不是把文件看作与外部事物相关，对于这个文件，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该文件所必须赖以实施的外部事实和事物，否则我们常常无法充分理解合同双方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该案主审法官判决原告败诉。

上述判决体现了一种更为现代、更为自由主义的“语境主义”学派（contextualist）的观点。主审法官拒绝适用“四角规则”，认为其过于僵化和形式主义。这和持异议的奥尓森法官的意见正好相反。奥尓森（Olsen）法官对本案判决持异议。他认为，“法院应当为双方设立一个新的合同，改变保险单或信托合同以便取代受益人。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如果已婚时违反法律欺诈性地与另一个女人举行了婚礼，那么这个女人并没有成为他的妻子，不管这个女人可能是多么的无辜。她不能从欺骗她的男人处继承任何遗产，也不能主张作为妻子的利益。关于男人对声称所娶的无辜女人所犯下的错误的意见已经说得很多了，对合法妻子所犯下的错误却没有说任何意见。一个丈夫抛弃妻子然后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并与她共同生活，这是一个男人所能施加给他的妻子的最大的不法行为。虽然索帕太太的家庭生活因为其丈夫酗酒而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并不表明妻子应以任何方式受到惩罚”。奥尓森（Olsen）法官指出，“本合同清楚地写明指定他的“妻子”为受益人。对于这个词，除了仍然在世的索帕太太之外，我无法将其解释为任何其他的人”。

显然，本案主审法官采纳的是法律语言的语境主义，其背后体现的价值规范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相反，奥尔森法官则基于法律形式主义，对于“妻子”一词的意思解释持保守的态度，坚持该词在法律上赋予的定义。本案的判决体现了法院偏重于对当事人法律语言的真实意思的尊重。当我们在为这个判决结果可能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任何规则和价值规范都不是绝对的，当事人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而保护一个社会的婚姻制度的稳定也是必须考虑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针对不同语境下的事实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上述两种价值规范进行权衡。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不论我们如何权衡选择，法律语言对于我们所要实现的价值规范而言，仅仅是一种载体和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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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2] In Re Soper’s Estate, Supreme Court of Minnesota, 196 Minn. 60, 264 N.W. 427 (1935).

[3] 约翰·吉本斯是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澳大利亚著名教授。

^[4] 约翰·吉本斯著：《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6页。

[5] 同上，第17页。

[8] Lucy v. Zehmer, Supreme Court of Appeals of Virginia, 1954 196 Va. 493, 84 S.E.2d 516., 见张利宾著：《美国合同法：判例、规则和价值规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8-99页。

[9] 徐罡、宋岳、覃宇著：《美国合同判例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10] 徐罡、宋岳、覃宇著：《美国合同判例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1] Wilmot v. Minneapolis Auto. Trade Ass’n, 169 Minn. 140, 142.

[12]  City of Marshall v. Gregoire, 193 Minn. 188, 198,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