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受到的重挫

与最初苏格拉底所持的从感性世界出发，并将人的观念用人类的生活去验证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而言，信奉自然法的形而上学法律观往往忽视，甚至拒绝从物质世界出发，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是直接从人的所谓“理性”出发，将其“套用”或“框住”现实世界，并在自己的抽象理性世界中求得验证，并企图以这种“理性”来改变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这种理性主义带有某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反映了人类某种理想和价值层面的追求，但在与现实严重脱离的情况下，往往对人类产生许多危害，这在法国大革命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有所体现。在《唐吉诃德》中，唐吉诃德遇到的也是这种挫折。唐吉诃德经常犯的错误是，一旦形成一种想法，就会用它进行主观臆断，这种臆断往往是不管实际的事实真相，同时他还听不进别人的纠正，自己认为是对的。基于这样的臆断所采取的行动，产生的直接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唐吉诃德》上卷第二十二章中，唐吉诃德放走了一批由官府押解的罪犯，而这些罪犯中的一些人是刚刚抢夺了唐吉诃德同村的神甫的钱财。而唐吉诃德还自认为他救走这些人是在履行他除暴安良的职责。但事实给唐吉诃德以很好的教育，被唐吉诃德所“解放”的罪犯，并没有买唐吉诃德的帐。当唐吉诃德要求被他“解放”的罪犯去拜见他心目中的女人（假想的杜尔西内亚夫人），向她转告唐吉诃德作为骑士的致意时，这些罪犯想到的是马上逃跑，不再被官府抓住。他们听到唐吉诃德的胡言乱语，什么要“解放”他们，却又让他们做蠢事，知道唐吉诃德精神不太正常。于是，他们退到一旁向唐吉诃德投起石头来，石头像雨点般打来，唐吉诃德拿胸盾遮挡都来不及。结果那些人连他仆人桑乔的外衣都抢走了。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由于脱离现实往往会干出愚蠢或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适得其反。最后往往又会害了自己，使自己饱受折磨，痛苦不堪。

理想主义者自认的使命是帮助别人，尤其是那些穷人。但是，他们的“英雄行为”有时却事与愿违。唐吉诃德曾经帮助了一个被主人欺负的牧羊娃安德烈斯，那个时候安德烈斯被主人绑在树上抽打，唐吉诃德解救了安德烈斯，并痛打了他的主人，并且要求按照他的主人实际应支付的工资支付给牧羊娃。但是当唐吉诃德离开后，主人为了泄愤，不但没有给牧羊娃支付工钱，而且把牧羊娃绑在树上打得更厉害。这是唐吉诃德所始料未及的。待唐吉诃德再次见到安德烈斯时，这位牧羊娃并没有对唐吉诃德显示感恩之情，反而充满了抱怨。他对唐吉诃德这样说道：“看在上帝份上，游侠骑士大人，如果您再次碰到我，即使看到我被撕成碎片，也不要来帮我，还是让我自己倒霉吧。我就是再倒霉，也不会比您帮我之后倒霉得那么厉害。上帝会诅咒您，诅咒世界上的所有游侠骑士。”   这样的结果着实让唐吉诃德受到极大的挫折。这也是现实对理想主义者的嘲讽和回应。

（五）从臆想回归到现实：唐吉诃德对经验的看法

在谈论唐吉诃德对经验的看法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经验主义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而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不列颠经验主义运动的三位伟大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时间跨度大致从英格兰发生内战到法兰西大革命时期。罗素指出，在迄今的所有思想家中，洛克既不是最精深的一位，也不是最具独创性的一位，但他的工作却在哲学和政治两个方面都逐渐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哲学方面，他站在了新经验主义的前沿，这种思想路线后来由贝克莱、休谟，以及后来的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发展起来。同样，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运动，除了卢梭及其追随者以外，大部分都是属于洛克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色也要归于洛克的影响。

对经验主义做出最为系统的阐述的是约翰•洛克。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该书出版于1690年。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一书中，基于心灵的局限性直接了当地阐述了人类所能进行的探索的局限性。在洛克的哲学中，他首先严格地把知识（knowledge）置于经验(experience)基础之上，他不同意笛卡儿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人头脑中固有的或天生的理念。  其次，人的所有理念均是通过人的感官获得。洛克把人类的学习作出这样一个比喻，即人在刚出生时最初的心灵要像一张白纸(blank slate,拉丁语是tabula rasa)，上面没有任何痕迹或理念，而人的经验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从而为它提供了知识（knowledge）和理念（idea）。

洛克的认识论是丰富而又系统的。对于他的理论的细节，笔者在此不予赘述。洛克的认识论观点在人类认识论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在他看来，理念（ideas）不是人生来头脑中固有的，而是通过观察和反思而获得的。这意味着我们在形成我们的理念时具有积极的、分析的能力。我们具有将信息进行归类，通过分析其相互关系，形成复杂的理念。这种分类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的方便。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创立有关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的真实理念，尽管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外部事物的某些属性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洛克上述观点后来成为科学研究和思想的基石。洛克和他的后继者成为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创立者。罗素指出，经验主义的新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知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理念和反思理念。因此，在思考和思辨的过程中，人们只能通过感觉与反思来获取知识，而绝不可能超越这一形式的限制。 

罗素还指出，理性主义者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设想，即完善的知识终将可以获取，而洛克认为人类的探讨并不那么乐观。总的说来，理性主义是一种乐观的学说，并且到了无法批判的程度。而洛克的认识论探索却是某种批判性哲学的基础，这种哲学在两层意义上是属于经验主义的。首先，它并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预先断定了人类知识的范围；其次，它强调了感知—经验的因素。因此，这种观点不仅标志着经验主义传统的开端（由贝克莱、休谟和约•斯•穆勒所推动），而且标志着康德批判性哲学的起步。由此可见，洛克的《人类理智论》旨在扫除旧的偏见和先入之见，而不是为了提供某种新的体系。在这方面，洛克为自己确定了一项任务，他谦逊地认为这项任务不及那些大师级营建者的工作。对于自己所起的作用，洛克谦虚地认为，“如果能像一名低级雇工，扫扫地面，清除一下知识途中的‘垃圾’，就算是抱负不小了。”

在了解了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后，我们再回到《唐吉诃德》这部小说中唐吉诃德对经验的看法。唐吉诃德虽然主要是处于一种迷乱的状态，但偶尔也会注意对现实进行观察。这时候，他的想法带有经验主义的实证性，他也因此变得比其他时候更可爱一些。

有一次，唐吉诃德在路上遇到一架木板大车，车上有一些外形极其古怪的人，而且赶着骡子的车夫是个丑恶的魔鬼。这辆敞篷车没有围栏。首先映入唐吉诃德眼帘的是一个面如死神的怪物，旁边是一个带着两只巨型彩色翅膀的天使。唐吉诃德拦住了这辆车，而车夫不慌不忙地停下车，对唐吉诃德解释道，“大人，我们是安古洛•埃尔马洛剧团的演员，今天是圣体节的第八天，上午我们在那个小山丘后面的一个地方演了一部劝世短剧《死亡会议》，下午还得到前面那个地方去演出。因为比较近，我们想免去脱衣穿衣之劳，所以就干脆穿着演出服。那个小伙子演死神；那个女人是剧团领班的夫人，演女王；另外一个人演士兵；那边那个演皇帝；我演魔鬼。”面对这样的解释，唐吉诃德答道，“我以骑士的名义发誓，刚才我看到这辆车是如此的样子，还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巨险呢。现在我要说，凡事不能只看外表，要亲手摸一摸才知虚实。愿上帝保佑好人，去演你们的戏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尽管吩咐，我十分愿意帮忙。我从小就喜欢戏剧，年轻时总是追着剧团到处跑。” 

唐吉诃德对经验的看法也体现在他和仆人桑乔的对话中。唐吉诃德经常批评桑乔经常在回答主人的回话时援引很多俗话。这些俗话往往是一串连着一串，有时确实惹人烦。但唐吉诃德作为主人在批评仆人这个习惯时，往往也意识到俗话所具有的价值。唐吉诃德说，“依我看，桑乔，俗话句句真，因为它是经验的总结。而经验是各种知识之母。特别是那句：‘此门不开那门开’。”   唐吉诃德最后也逐渐地开始使用俗语。而当桑乔批评他说，“您总怪我说俗语，其实您说起俗语来也是一串一串的。”唐吉诃德回答说，他用俗语总是用得恰到好处，而批评桑乔用俗语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就说。唐吉诃德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对你说过，俗语是历代聪明人从他们的经验里提炼出来的警句。如果用得不当，就成了胡言乱语。”  

大家注意，即使像唐吉诃德这样的死硬的、不可救药的绝对理性主义者，也有时认为“经验是各种知识之母”，而俗语是人们经验的总结。其实，经验的总结何止是俗语呢？人类的法律（尤其是英美法）也是人类经验的总结。英美普通法正是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法律产物。其实，判例法就像俗语一样，他也是若干代法律人的总结。最初，判例的产生是在英国的法官巡回审理案件后将一个个判例作为先例整理起来，供法院在后来的案件中援引并使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判例法。显然，判例法从它产生的开始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当判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判例开始被“法典化”（codified），即被纳入制定法。同时，由奥立佛•霍姆斯大法官、卡尔•卢埃林教授和其他法学家开始致力于美国法律体系化和法典化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法典与大陆法的法典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法典仍然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这表现在下面两个层面上：首先，法典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仍然需要判例对其进行解释和补充。其次，由于新的判例不断出现并被大家所接受，这些新的判例被新的制定法纳入，称为制定法的一种永不枯竭的立法渊源。

（六）理想主义者的悔悟和悲剧性结局

由于在大部分时间处于臆想和癫狂的状态，唐吉诃德作为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往往被人认为是个疯子。他的悲剧在于连他自己的仆人也认为他是一个疯子。面对唐吉诃德，桑乔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主人是个疯子，但他又不敢和他的主人明说。他曾经向公爵夫人这样评论他的主人。在他这样做之前站起身，弯着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轻手轻脚沿着整个客厅走了一遍，又把所有窗帘掀起来看了看，然后又重新坐下来说道，“现在，无论是您刚才那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回答了。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是个十足的疯子，尽管有时候他说起事情来让我觉得，甚至让所有听他议论的人都觉得，他讲的明明白白，头头是道，连魔鬼都比不上。即使这样，我也可以坦率地说，他是个疯子。……”  

绝对的理性主义者（即脱离现实的理性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大部分看上去像个疯子，就和唐吉诃德一样。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也难免要经历一个年轻的、有理想、有抱负但又轻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年轻人往往有很多激情和理想，但经验不够，难免脱离现实，作出莽撞之举。你可以看一看在街上开车不守规矩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气盛的年轻人。对于这类人，我们大可以不必与其计较，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人生命的某个阶段，他们早晚会出事，现实生活中的“栽跟头”、吃亏和某种挫折或其他形式的经验教训会纠正这些人的轻狂，慢慢地变得谨慎或更加经验主义一些。当这种经验的教育和学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才又可能真正悟出人生的真谛。只是有些人悟出得早些，有些人则来得晚些。如果某些人悟出得早些，那么他们的认识会逐渐被置于经验之上，同时如果他们也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这些人将在事业上进入黄金期，势必有大的成就。但是遗憾的是，这个转变对于唐吉诃德来说，来得太晚了。

晚年的唐吉诃德躺在病床上，由疯癫逐渐变得明智了，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以前的那种纯粹理想主义的东西产生悔悟，同时痛恨那些使他产生疯癫的骑士小说。他说道：“慈悲就是上帝现在对我发的慈悲。他的慈悲盖过了世人所有的罪孽。他恢复了我的理智，使我不再受任何干扰。过去，我老是读那些该死的骑士小说，给自己罩上了无知的阴云。现在，这些阴云已荡然无存。我已清楚那些书纯属胡说八道，只是深悔自己觉悟太迟，没有时间去研读一些启迪心灵智慧的书来补救了。”他对自己的外甥女说，“我发现自己死期已至，尽管我一生都被别人当成疯子，我在死时却不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