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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唐吉诃德》中不同角色的价值观

对《堂吉诃德》的哲学研究的另一个角度就是对小说中不同角色的价值观的研究。除认识论外,价值论也是西方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价值论要回答的是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所遇到的价值问题。人类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道德或价值规范的问题。生活中为解决问题的冲突需要解决价值选择的问题,尤其是法律诉讼案件中,法官会通过不同价值规范的冲突,需要做出价值权衡和选择。认识论并不解决我们的价值和信仰问题。没有后者,我们的思想就没有灵魂和坐标,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实证科学理性回答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人活一生,往往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什么构成好的行为,它如何区分不好的行为?”“我们为什么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涉及价值论。

在人类个体的生活以及社会活动中,我们会遇到种种利益冲突需要解决,而这些利益冲突的解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问题。研究价值论的学科有时又称为“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我们可以这样说,价值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各个历史年代,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论的问题。在《唐吉诃德》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中,也同样涉及故事中主人公的价值观,而这种涉及不是通过抽象语言进行枯燥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来体现出那个时代西方人的价值观。其实,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一)唐吉诃德:理想主义价值观

理想主义者会让自己脱离现实而沉浸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梦幻里。理想主义者往往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一呼百应的英雄人物,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热烈的拥护和称赞。在当年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当中,不是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也是幻想着革命胜利进城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吗?唐吉诃德对桑乔说,骑士“应该四方征险,经受锻炼,待获得几次成功之后,就能声名显赫。那个时候再去觐见朝廷,也算是知名骑士了。小伙子们在城门口一看见他就会围上来喊‘他就是太阳骑士’,或者‘蛇骑士’,或者功成名就的其他称号的骑士。他们会说:‘就是他战胜了力大无比的巨人布罗卡布鲁诺,解除了横行将近九百年波斯国马木路克王朝的魔法。’于是他的事迹就传开了。听到小伙子和其他人的喧嚷声,那个王国的国王来到王宫窗前,国王看到了骑士,一眼就从甲胄和盾牌的徽记认出了他,于是国王喊道:‘喂,朝廷所有的勇士,都去迎接远道而来的骑士精英呀。’国王一喊,大家都出来了。国王走到台阶上迎接他,紧紧拥抱他,同他行接吻礼,然后拉着他的手,来到后宫。骑士会在后宫遇到公主,她是世界上难得的一位最完美的公主。”[1] 这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想象。

晚年的唐吉诃德在饱受路途的创伤和挫折后,仍然对他的乌托邦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当他遇到了一些快乐的牧羊女和牧羊人时,他就想象他的乌托邦将是一个牧羊人的乐园。他对桑乔说,“咱们也可以学学他们,做做牧羊人,至少在我隐退的那段时间里可以这样。我去买些羊和其他牧人需要的东西。我可以取名为牧人吉诃蒂斯,你就叫牧人潘西诺。咱们可以漫步在山间、森林和草地上,这儿唱唱歌,那儿吟吟诗,饮着晶莹的泉水,清澈的溪水,或者汹涌的河水;圣栎树以它极其丰富的枝叶供给我们香甜的果实,粗壮的栓皮槠树干是我们的坐凳,柳树为我们遮荫,玫瑰给我们送来芳香,广阔的草原就像是一块五彩斑斓的地毯;夜晚,空气清新,星月皎洁,咱们纵情歌唱,忧愁化为快乐,阿波罗给我们带来诗兴,爱情为我们创造灵感,这样咱们就可以在现在和未来的世纪里闻名遐迩,功垂史册了。” [2]

看到堂吉诃德的理想,我们需要理想吗,尽管我们的理想会与唐吉诃德的理想不同?答案是需要。有理想,社会才能有驱动力向前发展和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不只是物质上的进步,还有精神层面上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有理想的人往往比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更快乐。这也是为什么罗素说理性主义总的说来是一种乐观的学说。我们这些经历过20世纪革命理想主义时代的人每回听到那个时代令人激情澎湃的歌曲时,都会在内心涌动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就如同基督徒听着歌颂上帝、使人们感受天国美好福音的圣歌一般。

但是,如果我们的理想不切实际,并变得绝对化,那么这种理想的作用将会和唐吉诃德所经历的那样(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一样),导致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甚至灾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将我们完全置于现实而缺乏理想的追求,这也不会使我们快乐。笔者所提倡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将理想置于现实的和实证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实证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有时笔者会想,如果把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情怀置于桑乔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通过这种方式“合成”出来的人不正是我们未来的理想人类吗?

毫无疑问,唐吉诃德是一位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游历过程中,唐吉诃德一方面在回忆过去骑士时代人们的那种美好的价值观,同时又对他所处时代人的价值观提出种种批评,并发出一声声感叹。唐吉诃德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是这样评论的,“在那个时代里,游侠骑士肩负着保卫王国的使命,保护少女,帮助孤儿,除暴安良。不过,咱们这个腐败的时代不配享受这种裨益。现在的骑士啊,从他们身上听到的是锦缎的窸窣,而不是甲胄的铿锵声。现在的骑士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露宿野外,忍受严寒酷暑,从头到脚,盔甲披挂,并且脚不离马镫,手不离长矛,只求打个盹就行了。现在也不会有哪个骑士从森林里出来又跑进深山,然后再踏上荒凉的海滩。……可是现在,懒惰胜过勤勉,安逸胜过操劳,丑陋胜过美德,傲慢胜过勇气,理论代替了战斗的实践,游侠骑士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辉煌的过去。”[3]这就是唐吉诃德对其理想的表白,可惜的是唐吉诃德的这种理想所属的那个时代(即骑士时代)已经远去。

对于唐吉诃德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与唐吉诃德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认为世界上不曾有过游侠骑士,而对此唐吉诃德深恶痛绝。他这样说道,“现在,我并不想让您摆脱多数人曾经重复的错误,只是想恳求老天让您醒悟,让您明白,在过去的世纪里,游侠骑士对于世界来说是多么有益必要,而当今之世如果风行游侠骑士又有多少好处。可是现在由于人本身的罪恶,却是贪图安逸和追求享乐占了上风。”[4]

通过唐吉诃德这种感叹,笔者对中国的现状不禁引发了若干感想。中国社会从20世纪革命理想主义的时代走到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现在已经步入深层的改革阶段。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已经远离了20世纪的革命理想主义,变得注重经济利益,其价值观沦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在新一代暴富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已经缺失了我们民族和文化继续存在和崛起所需要的价值体系。那么,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们中国人是否会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笔者对此是相对乐观的。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是需要一种精神的价值,笔者难以想象中国人只是生活在物质利益和享乐的追逐中而完全抛弃精神上的追求。在中国人的价值钟摆从20世纪过激的革命理想主义价值观转到偏重物质利益追求的价值观之后,势必会有一个价值回摆。这就是一种在物质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某种平衡。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在救助灾民的自发行为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无数感人故事,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扬无疑使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最为精彩的精神价值学习和道德升华的过程。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开端。

(二) 桑乔的基本价值观:庸俗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

与唐吉诃德相比,他的仆人桑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甚至有时是一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或拜金主义者。桑乔曾说,“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类,就像我祖母说的,那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她站在有钱人那边。这年头,看什么都得先掂量掂量。一头披金的驴,胜过一匹套着驮鞍的马。” [5] 这就是拜金主义者对人的分类。这种过于简单的分类抛弃了人类其他的所有价值,而仅仅用金钱来衡量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类法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一种蔑视和亵渎。

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桑乔,有时候也会和他的主人一样做起美梦来。但是他和他的主人做的梦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他的主人的梦是一种精神上的美梦。而他的梦则是物质上的美梦,他的梦甚至会涉及贩卖黑奴,就像美国建国初期白人贩子从非洲贩运黑奴到美洲做苦工一样。桑乔在路途上因为知道主人有可能会成为国王,所以他走起路来十分带劲。他估计主人肯定会同那个王国的公主结婚,至少也能当上米科米孔的国王。可是,一想到王国是在黑人居住的土地上,他又犯愁了,那里的臣民大概也都是黑人吧。但他马上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自语道:“那些臣民都是黑人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把他们装运到西班牙去卖掉,人们会付我现金,我用这些钱可以买个官职或爵位,舒舒服服地过我的日子。不过别犯糊涂,你还没能力掌握这些东西呢,把三万或一万废物都卖出去可不容易。上帝保佑,我得不分质量好坏,尽可能把他们一下子都卖出去,把黑的换成白的或黄的(注:指换成金银)。看我,净犯傻了。”他越想越高兴,已经忘了步行给他带来的劳累。 [6]

当唐吉诃德邀请桑乔一起坐下享用牧羊人所款待的美味佳肴时,作为仆人的桑乔不习惯跟主人坐在一起共餐。他所习惯的是一种更为自在的、一个人站在角落里自己吃。按照他的话说:“我自己在角落里可以不必装模作样,拘于礼仪,即使吃面包葱头,也比在餐桌上吃吐绶鸡强,在餐桌上我得强装斯文,细嚼慢咽,还得不时抿嘴,想打喷嚏、咳嗽或做其他事都不行。因此,我的大人,您想把游侠骑士亲随的荣誉授予我,可我是您的侍从,已经是您亲随了,所以我请您把这荣誉换成其他更实用的东西。这些荣誉,即使我领情接受下来,也永远用不上啊。” [7] 我们看到,对于庸俗的实用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来说,除了金钱和物质利益外,其他的东西(如荣誉、人的自尊等)都没有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地位低下的桑乔具有圣人般的价值情操。对于尚未解决自己和家人物质生活问题的桑乔来说,物质利益的考虑是最为现实的。因此,不能过分责怪桑乔。记得在与主人讨论“如果见到敌人,桑乔是否会持剑和主人一样冲过去进行战斗”这个问题时,桑乔这样说:“大人,我是个和气、安稳、本分的人。我还有老婆孩子,所以我可以容忍所有的挑衅。我也可以告诉您,我不会听从您的指使。不管是无赖还是骑士,我都不会持剑进攻他们。而且从现在开始,直到见上帝的时候,不管什么人欺辱我,不管高的、矮的、贫的、富的、贵人或是老百姓,我都会宽恕他们,毫不例外”。桑乔的话是现实的、本分的,同时带有几分幽默。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的人生追求不能像桑乔那样仅限于生活的物质需求,否则我们将会一生碌碌无为。

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桑乔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可以是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有时甚至也会失去对现实观察的敏锐性,而走到和他的主人唐吉柯德同样愚蠢的地步。正如小说中理发师所评论的那样,“侍从(即桑乔)的头脑竟如此简单,甚至比骑士(即唐吉柯德)的疯癫更让我感到惊奇。他认准了那个岛屿,我估计咱们就是再费力也不会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了。”与理发师对话的那个神甫说道,“上帝会解救他的。咱们瞧着吧,这两个人全都走火入魔,简直如出一辙。主人的疯癫若是没有侍从的愚蠢相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8]

(三)强盗和平民的价值观:公平和平等

《唐吉诃德》中有许多故事涉及人的价值规范问题,尤其包括公平和平等这两个价值规范。有意思的是,塞万提斯不是通过理论和道德语言来进行说教,而是通过故事来进行有关价值论的讲述。在这里,笔者只想讲其中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唐吉诃德和桑乔曾经遇到过一伙强盗,强盗的头目叫罗克·吉纳德,他们抢夺了别人的一些财物,同时也抢了桑乔的一些财物。当罗克意识到唐吉诃德是何许人之后,他立刻吩咐把桑乔的东西还给他,又吩咐手下人一字排开,把他们所抢来的衣服、珠宝和钱财都拿出来摆在自己的面前。他简单估算了一下,又把那些不能分割的东西折算成钱,统一分配给大家。他分得既仔细又合理,大家都很满意。分完东西后,罗克对唐吉诃德说:“如果不能分配得如此公平,我就无法在他们中间生存下去。” 桑乔说道:“现在我看到,还是公平好,就是强盗之间也需要公平。”[9]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平民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书中爱情故事的主角卡德尼奥热恋上一个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子被另外一个叫费尔南多的贵族抢走,要与之成婚。而费尔南多本人曾经追求过一个女孩子,但是却始乱终弃。在谈到被费尔南多所欺骗的那个女孩子的不幸经历时,塞万提斯借这个不幸女孩子的话语说出了那个时代贫民所具有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和思想。当费尔南多意欲用眼泪来打动这个女孩子时,这个女孩子对他说道:“大人,我现在就在你怀里,可我即使被一头野狮搂抱着,如果要我做出或说出损害我贞洁的事才肯放开我,无论是怎样做或怎样说,我都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尽管你已经把我的身子楼在你怀里,我仍然坐怀不乱。如果您想强迫我再走下去,你就会看到你我的想法有多么不同。我是你的臣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的高贵的血统不能也不该让你有权力蔑视我的出身。你是主人,是贵族,应该受到尊重。我是农妇,是劳动者,也应该受到尊重。你的力气不会对我产生任何作用,你的财产在我眼里毫无价值,你的话骗不了我,你的眼泪和叹息也不会打动我的心。”[10]

关于唐吉诃德和桑乔的价值观,虽然一个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另一个是有些近乎极端的庸俗实用主义者,但是,主仆二人在讨论人的生死时所显露出的各自价值是基本相同的。唐吉诃德对人生的态度是很精辟的,他说道,“戏剧同这个世界上的情况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当皇帝,有人当主教,一句话,各种各样的人物充斥着这部戏。不过,戏演完之时也就是人生结束之日。死亡将剥掉把人们分为不同等级的外表,人们到了坟墓里就都一样了。”而桑乔的回答更为绝妙,他在称赞主人的比喻绝妙的同时,说人生就像一盘棋,“下棋的时候,每个棋子都有不同的角色。可是下完棋后,所有的棋子都混在一起,装进一个口袋。就像人死了都进坟墓一样。” [11]

相比之下,桑乔对于死亡的认识比他对于人生在世时的价值观更加具有一种平等性。他知道在死亡的时候金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样说道,“对死神不必抱什么幻想,她是大羊小羊一样吃。我听我们的神甫讲过,无论是国王的深宅,还是穷人的茅屋,她的脚都一律踏平。这位老夫人一点儿也不娇气,没有什么她不敢的。她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做。无论什么人,不分年龄和地位,她统统装入自己的口袋。这位收割者从来不睡觉,总是不分时辰地收割,无论是干草还是绿苗都一律割掉。她吃东西似乎不嚼,把她能找到的东西都吞下去,像只饿狗似的,总是吃不够。虽然她并不是大腹便便,却总像患了水肿一般,焦渴难耐,就像人喝整坛子凉水一样,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喝下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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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2]  同上,第601页。

[3]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4]  同上,第375页。

[5]  同上,第388页。

[6]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7]  同上,第44页。

[8]  同上,第303页。

[9]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唐吉柯德》,刘京胜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569-572页。

[10]  同上,第148页。

[11]  同上,第343页。

[12]  同上,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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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宾

张利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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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法学院法学博士(J.D.),现任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持有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美国纽约州律师协会会员,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十多年的执业经验,执业范围包括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国际贸易以及能源行业相关的法律服务。执业之余醉心法律学术研究,兴趣涉及法哲学、英美法以及中国法律改革,主要学术著作包括《美国合同法:判例、规则和价值规范》,译著有《法律人拉丁语手册》,并主持翻译了《美国能源法》(美国法精要)供中国能源法立法者参考;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国际法律硕士项目”(LLM)联合导师,讲授中国投资法律课程,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开设法律实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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